文/郭葳
年的时候我托纽约的朋友买帕特的作品，哪怕一张碟呢，最后买了四张一套的《圣咏》（CHANT）。90年代流行圣咏和各种源自凯尔特传统的神兮兮的音乐，帕特的作品与大潮同流，虽非一类，却不免被归纳为玄想的“镇静剂”。
出国头两年我定居纽约。移居德克萨斯后在一家旧书店买到帕特的《约翰受难曲》和格莱茨基的《第三交响曲》。我在一个友情论坛上提到过帕特，老友回复说“那是白领的音乐”。这玩笑开的。多年了，周围的白领朋友几乎没人谈过欣德米特、萨蒂，更别说帕特了。世上总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像海马、犰狳、龙舌兰花什么的，与其说为特殊的人所喜爱，不如说大多数人缺少认识的机会：发高烧的女孩爱上诗歌、晚期癌症患者迷上彻骨的旋律……即日人雪窦所言“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
图1空白大地空白
音乐评论家阿列克斯·罗斯在一篇关于帕特的文章里讲过这样的故事：“几年前，一位最终被确诊为癌症的男人要朋友给他一些音乐光碟，希望有一点音乐帮助他度过那漫长的夜晚。朋友寄来的光碟录音中有帕特的三部作品，包括《空白》（TabulaRasa）。一两天后男人打电话向他的朋友致谢，特别感谢了帕特的音乐，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除了帕特，他几乎没听任何东西。从其他人处我听过类似的故事，同样涉及帕特的悲伤的音乐，以及它们如何成了最终的慰籍。有些故事似乎是感伤的，总体上它们代表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帕特里克吉尔斯（PatrickGiles）也在一篇沙龙文章里提到，“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艾滋病组织志愿者时，曾为那些面临最后时刻的人演奏《空白》，令人惊奇的是，病患们似乎对‘空白’产生了奇特的、几乎绝望的依恋。一次，医院，一个垂死男人的母亲打电话来说，她的儿子不断地要求听‘天使的音乐’。‘这他妈到底是什么？’。她问的是《空白》的第二乐章——在那儿……预制钢琴沙哑的琶音征引导出冰冷的d小调和弦”。
“冰冷”是我的翻译，罗斯原文是“冰川般的”。年我去过阿拉斯加朱诺市（Juneau）的冰川，在那分布着巨大冰体、瀑布、溪流的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我感觉不到寒冷，相反，一种湿润的温度隐隐促进着记忆，是我在一篇散文里写过的感受：在我小的时候，雪总是大的。雪灌入棉鞋，有时过了膝盖，清晨的蓝色在寒白中变得尖锐，我身着蓝色的雪花，像带着无数的匕首，穿过柏树与丁香的树墙，远远地，茫然的游泳池蔓延着碎光，如一波大海。那时我不知道法国诗人维庸，不知道《小遗言集》（LePetitTestament）或《绞死者谣曲》（BalladedesPendus），我只是在很远的地方看树丛宁静、麻雀喧嚣，“去年的雪在哪里”（Wherearethesnowsofyesteryear）？昨天的雪在哪里？
图2在那分布着巨大冰体、瀑布、溪流的昨天……多雪的冬天。倘若“窗外正风雪，拥炉开酒缸”，主题会偏向自私、温暖、消融和流淌；倘若“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未眠”（川端康成），就是简约、旷冷、清静、寂寥。音乐主题，我同意维特根斯坦——“不是音调的混合物”，而是悲喜交集，是帕特形容的舒伯特的钢笔，有“百分之五十的墨水，百分之五十的眼泪”，观念上是……百分之百的空间。
罗斯说“帕特更为关心的是音乐在空间的定位，在哥本哈根寒冷的教堂里其作品的效果令人震惊，音乐在空中结晶，似乎成了多元的物质。爱沙尼亚爱乐合唱团与拉脱维亚广播合唱团让音乐变得非常直接：彼此嗡嗡作响，然后……一路高歌猛进……从狭窄的空间开放出巨大的远景”，在那儿，“帕特找到了精确的音乐形象阐明自己选择的文本：‘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根本的、百分之百的空间里，福祉是绝对，时间也并非“昼漏尽则鸣钟、夜漏尽则鼓鸣”那么一分为二，“夜行罪人正谓年老”只是临时的立场。
回到帕特。时间说明一切。“根据唱片销售的无情证据”，罗斯说，“帕特的音乐影响远远超出了那些支持新古典音乐的行家们的估计，他以一种令人流连忘返、清晰熟悉的语言讲话而并未重复过去；他触及到那与音乐之力相关却无法言说的东西，籍此消除空间和时间的僵化。他的接踵而来的和弦不仅令嘈杂本身安静，亦令思想牢系于永恒之现在。因此无论极端抑或平凡的听众，经验轶事常常比任何内在的理论分析更容易显明事物的本质，对我来说，年的《空白》永远是新英格兰地区飘雪的下午——那时……世上啥也没有，只有这个音和那个雪”。罗斯的昨天是多雪的，大地一片空白，听见的都是浮现的。
图3当然，他是孤独的，但痛苦绽放的瞎子牵瞎子，一起倒霉
帕特向罗斯谈到有两位作曲家改变了当时的世界——菲利普格拉斯和史蒂夫赖奇。“‘我非常尊重他们，可我并非极简主义者，我知道音乐评论家总是会找到我的作品的类别，以便把它们放在合适的抽屉里，但称我为极简主义者听起来有点荒谬。’他捂住耳朵，听着空气……”。这时我注意到，“帕特是个脸色苍白、性格温和、眼神有力的憔悴男子，几英寸长的卷曲的胡须平衡着他的秃头，常被形容为‘僧侣’。德国的音乐学者专门对这个词儿做过解构，还是无法阻止人们不自觉地联想到圣金口约翰（St.JohnChrysostom）或其他饱学圣徒。然而……当他的大眼睛盯着你的时候，一切则变得尤为世俗可怕。那目光似乎在问：‘你是认真的吗？’他有时甚至表现出滑稽和顽皮，以寥寥数语以及类似歌剧丑角的手势和神情表达自己的理解。帕特告诉我说：‘我的生命是一条河，我是一条水上漂流的船，我不能把生活当成一个故事或一系列事件，因我无法下船查看自己身居何处，也不能认为自己正在向前或向后’。我问他是否相信音乐的进步或前卫的观念，他使劲儿摇摇头说：‘至少在艺术领域，我不知道[进步]是什么意思。科学的进步可以衡量、描述，但谈论一种特定的风格或作品属于进步或倒退则是武断的，这让我想起勃吕盖尔那个盲人指引盲人的画面：头一个人倒下了……其他人还在他身后，他们都在进步，最后都掉下去了。这故事《圣经》里有。[进步]这个词让多少画家瞎了，让多少作曲家聋了！’他显得很沮丧，仿佛刚刚看了耶罗尼米斯·博斯的恐怖画”。
“盲人指引盲人”是勃吕盖尔的《盲人的寓言》：六个瞎子相互扶持着前进，领头的已跌入壕沟，紧跟者被牵着失去了平衡，最终……所有瞎子都要跌入深渊。这悲剧《圣经》里有，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瞎眼领路；若使盲人领盲人，二者必皆落入坑中”。尼德兰民谚也有“瞎子牵瞎子，一起倒霉”的揶揄，中文应该是“瞎子进烟馆”，这歇后语的意思是：反正我们无法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好人，所以“真理越平庸，确定性就越大”（朋霍费尔）。
我们无法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好人
“据保罗·希利尔（PaulHillier）的研究，帕特从小就弹奏一架缺少中音的古董钢琴，所以他总是在极高和极低的条件下处理音乐……年他转向内心，发现了一种新的、根本上简化的语言。《空白》是新风格的第一个作品，这个拉丁文的‘钟铃风格’（Tintinnabuli）与早期极简主义者史蒂夫赖奇的创作有些共同之处，都是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复调作品中吸取了古老的资料。钟玲风格也昭示了帕特受到东正教信仰的强烈影响”。罗斯继续写道：“近年来，为适应更为自由和谐的节奏，帕特扩展了自己的语言，重新设置拉丁文、德文、英文、西班牙文和老斯拉夫文文本，以满足不同人等的要求。《忏悔卡农》（KanonPokajanen）是长达八十分钟的东正教忏悔经典，混合了神学与民间仪式的精髓；英文作品，如《天国八福》（Beatitudes）《连祷曲》（Litany）与圣公会赞美诗的形式相呼应……在ECM最新出版的《东方与西方》里，某些作品还暗示了新的方向，那部弦乐挽歌的标题作品不仅是对本杰明布里顿的回应，还意外形成了与印度弦乐和阿拉伯咏诵法的联系。帕特微笑着承认了自己的新倾向。‘是的，’他说，‘我有点疯狂，不是吗？’……谈话结束前我问帕特，作为一个世俗文化中的宗教艺术家和流行王国里的古典作曲家，他是否感到孤独？帕特停顿了一会儿……‘寂寞如果带来苦涩和愤怒’，他终于说：‘那么我认为孤独是一种疾病。我们作曲家不能延续自己，不能培养孤独感，像舒伯特，他从不听自己的交响乐演出……而舒伯特的歌曲比大多数教会的音乐更接近天堂，他有爱的能力和慈悲的天赋，当然，他是孤独的，但痛苦绽放的恰是甘露’。
图4我们无法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好人‘我们无法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好人’，帕特接着说：‘并非所有作曲家都是好人。二十年前，我的朋友，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瓦伦丁西尔维斯特罗夫（ValentinSilvestrov）说过——如今，伟大的音乐不是在音乐会的宫殿里制作出来的，而是在阁楼、地下室和车库里，在那儿，你的脚泡在温水中，排箫发出噪音……’。帕特停下来，似为英语和德语无法提供活生生的形象而沮丧。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把它放在我面前，仿佛那玩意儿会解释一切。他说：‘舒伯特的钢笔是百分之五十的墨水，百分之五十的眼泪’”。
这也许是事实：一个人无法知道世上所有的好人，因此所有好人都无法理解。尤其他们谈话的时候，“餐厅的扩音器正在循环播放着‘泰坦尼克号’的配乐，帕特要求停止播放，被女服务员拒绝了，他也拒绝离开。这种并列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帕特的作品有时被人指责为背景音乐……他的作品也被用在电影配乐和其他可疑的情境之中”。这情境令我想到我的小说的开头：“阵雨停于下午，当我同一个男子在犹如虚拟的气氛中为那个名叫鼻涕虫的人设计命运之数的时候，咖啡厅里回荡着完全陌生的钢琴曲。隔着雨后的玻璃，我注视着街道，天光在咖啡色的空气里飘荡。那时离鼻涕虫的葬礼越来越近，命运留给我们盖棺论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长达十六分钟回旋曲般的沉默之后，我犹豫着对男子表示，把那些哲学家们漠不关心或至少会忽略的事情从鼻涕虫的生命中拿掉吧，命运不会刻意为难一个死死等待我们的软骨头。接着，在另一段陌生的奏鸣曲里，我向男子讲述了所有不应该属于鼻涕虫的锈迹斑斑的生活，他听后深为感动，生平第一次替我结了帐”。于是……罗斯与帕特的谈话结束了。最后……谁结的帐？结账的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