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早年任驻欧大使期间，在巴黎的一张书桌上写下了平生志向：
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能自由地研究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们应该研究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学、航海、商业和农业，目的是让他们的孩子们有权利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陶瓷。
大哉斯言！诚然，我不会依据豪言伟词判断一个人的胸襟事功，有时我还认为，豪迈过度会斫伤智力；在另一些场合，我们还见过相反的表演，人们口吐壮语居然不是为了有所振作，而是安抚自己啥都不干：几句壮志凌云的大话往桌上潇洒一撂，他反而得到了开脱，好像拿到了一张颓唐许可证，可以心安理得地无所事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就写过这号人物，他们百无一用，整天扮演“忧国忧民”的角色，“不扮演这一角色他就活不下去，”即便正在酗酒打牌，也能“威严地甩出一张红心王牌”，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结道——“从来都是这种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态度”。
亚当斯显然不是这样，作为命定要担任民选总统的人，吞吐于唇吻之间的豪情，是以坚毅的事功精神作为铺垫的，他明白：理想有多远大，牺牲就有多扎实。另一位命定要担任美国总统的人，托马斯·杰斐逊,也不遑稍让，他在给两位美国青年写的《旅游须知》里呼应了亚当斯的抉择，建议他们着重考察欧洲政治制度，但不要耽迷艺术，因为，那些高雅的欧洲艺术品“对我们的财政状况来说是太昂贵了。……它们值得观赏，但不值得研究”。
与平民出身的亚当斯不同，身为大庄园主的杰斐逊如此道来，包含着更大的身心折磨。因为，杰斐逊年轻时也是一位艺术发烧友，曾多次被自己不加节制的艺术爱好弄得捉襟见肘，负债累累。他在欧洲期间购买过60多幅画作，还“自掏腰包观看歌剧、意大利式喜剧”，他花费巨资在欧洲购买小提琴、钢琴和伊奥利亚竖琴，订购的钢琴要求“用结实的上等红木制作，不要镶嵌饰片；中高音区的G-F调的琴键制作双份，以为备用”。杰斐逊对一位意大利音乐家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样好东西，我为之妒忌世上任何一国的人民，那就是贵国的音乐。”他虽然承认“一个美国人的财力不足以置备一个家庭乐队”，但仍请欧洲朋友帮忙，在意大利雇用“一些会吹奏法国号、单簧管或双簧管和低音管的人”，以便在美国的家里搭建“一个由两支法国号、两支单簧管、两支双簧管和一支低音管组成的乐队”。杰斐逊的小提琴技艺相当不错，走路时常会哼着法语和意大利语歌曲。只要外出旅行，行囊里必备一件随身小乐器。
在另一封致国内友人的信里，杰斐逊说得更加直白强烈：“如果要我告诉你我对他们（指欧洲）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欣赏到什么地步，那我的文字就不够用了。……我甚至想要说，唯有这样东西使我打从心底里妒忌他们，置十诫的全部威力于不顾，渴望得到它。”——他想说，为了艺术，我不惜犯罪。我们会想，若非感受到新生美国的政治使命，在音乐家和政治家之间，杰斐逊肯定倾向于前者。
在杰斐逊对美国青年的建议里，我们看到了一份割爱。这份割爱是真诚的，因为，在他有机会游历欧洲时（老实说，他并不常有这种机会），他没有借机四处走访博物馆、美术馆和音乐厅，而是以惊人的克制，将大量精力用于考察各地的建筑、农作物、农用器具及最新发明。他像一位从事田野考察的科学家，在欧洲大地上寻找一切有利于祖国发展的技术和发明。甚至，当他为了治疗手腕脱臼前往普罗旺斯接受矿泉水辅助治疗时，也想着“去访问皮蒙特的大米之乡，看看是否可以学到点什么，以便我们卡罗来纳的大米与之竞争，再从那里沿法国的南海岸和西海岸游览海港城市，以了解能否做些事情来促进我们与那些城市的贸易”。
尤其难得的是，我们在杰斐逊身上看不到那种牺牲者的悲悯神态，他的考察扎实有效，他的态度甚至不失欢快。当使命感要求他去实地了解法国葡萄酒的生产情况及工人（包括女工）的工资待遇时，他没有畏难；尽管，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他的工作超出了外交官的职责范围。他独自走在“整条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路上”时，行程不可能是轻快的，但这位拥有出色审美能力的旅人，对阿尔卑斯山的壮美风景竟似视若无睹，他在旅行笔记里写道：
法国的南部地区，尤其是穿过阿尔卑斯山的这条路，使人们能对抵抗力较差的植物列一张表，把它们按照各自抗寒的能力排列起来。从三座不同的山——布拉斯山、布劳斯山和泰代山——上去，它们相继消失；从另一边下去，它们又相继出现。从抵抗力最弱到抵抗力最强依次是：续随子、橘子、棕榈、芦荟、橄榄、石榴、胡桃、无花果、杏仁。但这只是对树而言，对果实来说，次序就有所不同。例如，续随子是抵抗力最弱的，但由于最容易保护，果实也结得最牢。杏仁是抵抗力最强的植物，但由于早熟，果实最容易掉落。
他会“细细观察”一个有6根碾杵的碾米机，详细打听这类碾米机是否真的“碾米速度快，米粒破损少”，以便回国后如法炮制；他会到处留意“龙舌兰会开花”的信息，并认真比较各种证据；他会绕道走一段远路，只是为了“弄清伏尔泰在其《百科全书》贝壳条中叙述的一个关于贝壳脱离动物身体生长的事实”，他为此专门访问了一位省长秘书。他的博学惊动了法国人，有位学者向杰斐逊请教关于“用蒸馏法从土豆中制取白兰地”的方法，他如此解释自己的请求：“我曾经听人很尊敬地提及您的名字，而且，您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对艺术和科学的热爱。”杰斐逊似乎使自己成为法国知识界的传说，但与别种传说不同，杰斐逊总是能够把关于自己的传说落到实处，使其脱离云端，回归泥土。简单地说，所有关于杰斐逊的传说，世人都可向他核实，他也乐意答复。
二
谈论杰斐逊的知识分子才能，有一个突出难点：我们很难在自己熟悉的本国人物中找到合适参照。比如胡适，怀揣着报国奇志初到美国时，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就读，在他看来，那是一个远离人生抱负的学科，故次年即转入文学院；类似例子还有鲁迅的“弃医从文”。两位前贤的选择皆值得尊重，我们后人也从他们的选择中获益，但换了杰斐逊，他不会有此困惑，虽然他最早修习的是法律，但他几乎对所有学科都充满兴趣（也许伦理学是个例外），从未觉得哪些学科会妨碍自己达成人生志向，如一位熟知杰斐逊的后代所说，杰斐逊学习一切可以学到的东西，“不管是车轮的结构还是对一种灭绝物种的尸体进行解剖”。杰斐逊高度推崇法律，也建议年轻人学习法律，最好还能“做一段时间开业律师”，但他对数学的偏爱一点不少。担任总统时，杰斐逊会利用晚上的独处时光，沉浸在“机械、数学、哲学等学科中”。他说过：“数学一向是我最喜欢的。数学没有推测，不会在你头脑里留下不确定，全部是论证和确信。”他的头脑里没有中国式的文理壁垒，他擅长自如地将各种学科综合在一起，包括医学和建筑学。逮至晚年，为了辅导外孙的数学，他自称又“废寝忘食地重新钻研了那门学科”。我国的饱学之士钱钟书当年报考清华时数学得0分（一说14分），常被作为佳话，杰斐逊对此想必无法认同。
前不久在